作者 | 天涯补刀
2020年12月7日，当时已末路疯狂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粗暴地插手香港事务，悍然制裁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4位副委员长，其中就包括丁仲礼。
受到制裁后，丁仲礼院士回应道：“没受什么影响。我反正也不去美国，很多年没去了。我也没有什么美元账户。”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在网络上“混”的时间比较长的朋友或许都会知道丁仲礼院士，因为他曾和柴静在关于“环境保护”问题上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
前些年，中国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各种讨论也非常激烈。
尤其是著名主持人柴静在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以后，对于环境保护问题已经不再是讨论了，而是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和对立的局面了。
关于《穹顶之下》里面的内容，专家也给出了相对客观的答案：七分是对的，三分是错的。
今天，我们不想讨论《穹顶之下》的内容是否对错，我们重点和大家说说：这部纪录片为何会在网络上形成如此广泛的争议？
我们都知道：发展一定不是毫无代价的，必然要牺牲一些东西。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养活了无数人。但是，发展制造业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会产生大量的污染，会危害到人的健康。
对环境污染的争论，其实就是对生存权和健康权的争论：想要活下去就要发展制造业，而发展制造业就会产生污染，污染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为什么《穹顶之下》会引发那么大规模的争论？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对于那部分人来说，他们没有了生存压力，所以他们开始追求健康权了。
我们公正的说：在中国人民还没有解决生存问题之前，生存权是明显大于健康权的。
人，首先要保证自己能活下去，然后才能考虑到健康的问题。
柴静的纪录片是2015年拍摄的，而2015年的时候中国仍有5500万的贫困人口，这些人的生存权还没有得到保障：中国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5亿到2020年消灭贫困人口，依靠的就是制造业。
除了5500万贫困人口的生存权没有保障外，还有大量人口的生存权存在巨大的威胁：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仅占总人口的20%，而低财富的人口却占到了78.9%。
什么叫做“中产阶级”？
这个定义非常的复杂，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衣、食、住、行等不存在太大问题的人。
很显然了，“低财富”人群就是指还没有完全解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人，一旦经济形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里面的很大一部分人就可能会“返贫”。
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2015年的时候中国共有13.7亿，低财富人口占78.9%，也就是10.8亿，除去绝对贫困0.56亿，剩余就算10.2亿。
如果我们贸然”去工业化“，关闭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会造成多少人失业？哪怕只有10%的低财富人口返贫，那么也有1亿人。
对于那些20%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生存权不存在问题了，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健康权。
但是，剩余的那些人怎么办？
由于20%的中产阶级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他们人数虽少，但是力量却非常的强大。
这部分人想要用底层人的生存权来换取自己的健康权。
柴静，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之一。
柴静为什么要拍摄《穹顶之下》？
并不是因为她看到环境污染对老百姓的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而是看到环境污染对她自己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柴静拍摄《穹顶之下》的起因是：柴静在2013年1月那场侵袭25个省市的大雾霾中怀上了小生命，未出生就被诊断出肿瘤。
这不是我胡编的，是她自己说的。
由于未出生就被确诊有良性肿瘤，然后她就去了美国，并于2013年10月底在“美利坚合众国”生下了一个女儿——根据美国法律，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美国公民。
然后，她在众多外国机构的支持下，开始拍摄《穹顶之下》，并于2015年正式播出，揭露雾霾和各种空气污染。
我们不想去深挖这背后的事情，但是从上面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柴静拍摄《穹顶之下》并不是她为了老百姓的健康作想，而是因为她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至少这是她拍摄《穹顶之下》的最原始动机。
事实上，在后来的几年，我又多次见识到中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并且亲身经历过！
我的本科是在东北的一所石油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了大庆油田工作。
大家也知道，大庆油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随着地下石油储量越来越少，效益越来越低……
大庆的企业几乎都是围绕着油田开展的，油田效益一天不如一天，整个城市的经济也面临巨大的问题……
大庆想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从完全依靠油田发展向经济多元化发展……
大庆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引进沃尔沃汽车。
大庆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它只是一个能源性城市，周边城市都很穷，产业配套比较难，而且处于内陆地区，交通不方便，沃尔沃之所以选择大庆除了因为大庆政府给予了非常优惠的招商政策外，就是大庆政府还与一些汽车配套企业进行合作，解决了它的后顾之忧。
简单的说：大庆政府不仅仅给沃尔沃各种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而且还把汽车配套的一些企业给一起招到大庆了。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企业——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这个企业主要是加工铝的，而铝是汽车制造不可缺少的。
然而，就是这个企业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动乱，近几万人不断的抗议和示威——大庆忠旺事件。
忠旺铝业公司在落户大庆的过程中，在环保问题上被高校老师抓住了漏洞，然后那些老师就在微信、网络上发表各种言论，说这个企业有严重的污染问题，一旦让这个企业落户，大庆老百姓的健康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这些高校老师不断的抨击政府，不断的和政府谈判，甚至威胁：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个项目，老师们就带头“逃离”大庆……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那些老师极度自私的心，没有忍住，就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你们这些老师都有高工资可以拿，不愁吃穿的，你们想要拥有“甜美”的空气，无可厚非。但是，你们想过那些因为油田效益变差生活日益窘困的老百姓吗？经济不转型，那些人以后怎么生活？
于是，我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些老师就把矛头对准了我，学生来辱骂我，大量老百姓被那些人煽动起来，对我实施人身威胁……
说实话，我是很心寒的，也看透了那些老师的自私，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曾经的母校，甚至以曾毕业于那个学校为耻……
其实，这就是前几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矛盾：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扩大，他们摆脱了生存压力以后开始追求健康权。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底层老百姓还在为生存而挣扎……
环境问题本质是：中产阶级想要牺牲底层人的生存权来换取他们的健康权，政府考虑的则是为了底层人的生存权牺牲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健康权。
柴静和丁仲礼院士的区别也在这：以柴静为代表的部分中产阶级和外国势力希望中国改善环境而“去工业化”，丁仲礼院士代表的则是广大底层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权。
现在我们都知道环保的重要性，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当我们的企业升级以后，解决了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以后，才能考虑环保的问题。
现在的世界，其实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把发达国家当成是“中产阶级”，那么发展中国家就相当于“底层人民”：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发展污染比较严重的中低端制造业来保证他们的“健康权”，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衣食住行，就要大量发展中低端制造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发达国家的自私自利。
有两件事非常清晰了表明了这点：
第一，美国威胁制裁巴西；
这些年巴西人民非常艰苦，很多人都吃不上饭了，于是巴西政府便开始砍伐一些森林用来种地，但是美国却以巴西破坏“地球之肺”制裁巴西。
我都快饿死了，我得种地吃饭。但是，你却以我砍伐森林种地危害到你呼吸“舔美空气”为由来制裁我！
我有地，你不让我种，我可以不种，但是你得援助我，至少能保证我吃得上饭吧？美国人说给巴西援助，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
第二，大部分非洲人都处于饥饿中，但是欧美却不准一些非洲国家开发草原，因为开发非洲草原会导致一些野生动物失去“家园”。
在欧美人眼中，自己的健康权大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存权，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大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存权。
不仅仅如此，欧美国家还想利用所谓的“碳排放权”来制约和剥削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提前实现了工业化，提前向空气中释放大量污染气体，完成了房屋、道路、桥梁等建设，不需要再大规模的发展炼钢、冶铁等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发达国家提前完成了产业升级，占领了附加值比较高的高端制造业，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劳动就可以从发展中国家换取大量生活必须的廉价中低端制造商品，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
然而，即使这样，他们依旧不满足，他们想要依靠“碳排放权”再次从发展中国家身上挖下一块肉。
什么叫做“碳排放权”？
就是指：碳排放量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
发展中国家需要搞大量建设，必然要排放大量的碳，发达国家主体建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碳排放量则比较少……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世界碳排放量是一个固定值，按照国家、或人均平分了碳排放量，我们的排放量岂不是用不完，而发展中国家岂不是不够用？如果碳排放量可以买卖，我们岂不是可以把多余的排放量卖给那些碳排放量不够的国家获得一大笔利润？
这就好像：中产阶级本来就拥有一份轻松的工作，拿着高额的工资，而底层老百姓却还在为生存挣扎。这个时候，中产阶级对底层人说：你想发展中低端制造业，你想活着，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你必须要把你工资分给我一半！
你说这是不是丧尽天良？
按照正常的道理：发达国家优先进入工业社会，建设了大量的房屋、道路、桥梁等，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污染气体，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直到现在住的还是茅草房、走的还是泥路，根本就没有排放污染气体。所以，碳排放量应该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开始计算才合理。
但是，西方国家却不想那么做，它们想要从现在开始就平分碳排放量，这公平吗？
我把路修完了，你还没有修，这个时候我对你说：你不许修路，想要修路就要给我钱。
你说这合理吗？
丁仲礼院士为什么和柴静发生争执？
就是因为柴静完全是站在少数人的利益和西方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而丁仲礼院士则是站在底层老百姓、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谁才是民族的脊梁？谁才是底层人民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谁才是正义的化身？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能有更多的像丁仲礼院士这样有良知的人，而不是柴静这种自私自利、歪屁股的公知。
来源 | 君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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